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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與澄江

193810月,日軍占領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奉命西遷。鄒魯時任中山大學校長,他在重慶發電給住在昆明的原法學院院長鄧孝慈,經商討,決定中山大學遷往云南澄江。

經一路艱辛跋涉,終于到達澄江,圖書、儀器等也源源運到。中大在澄江兩年,在宣傳抗戰、普及科學文化知識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對啟發澄江民智、開發文化、移風易俗等都起了一定作用。

西遷澄江

抗日戰爭開始后,國民黨軍隊從正面戰爭不斷潰退,大片國土淪為敵手。193810月,日本侵略軍開始加緊對華南的軍事進攻,廣州受到威脅,形式危急。此時,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發電給住在昆明的原法院院長鄧孝慈(云南鹽津縣人),向他征詢遷校意見。與鄧熟識的澄江人吳信達可能是這一建議促成者(吳信達是留日學生,后任中山大學副教授)。

澄江在全國雖不能躋身名縣之列,但在滇中腹地,也非默默無聞。其山水清秀,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古為滇國中心區域,自漢代建郡縣以來,曾是路、府治所,至明朝中葉,經奏準朝廷同意,建府城于舞鳳山下,古人妙思獨構,以展開書卷為建城之型。于是,新城有了一個雅喻——丹鳳銜書,寄寓了中國傳統文化最美的象征和人們的希冀——禎祥瑞兆,人文蔚起。后來的幾百年間,澄江出了許多載入史冊的風流人物,印證了此處果然地靈人杰,故而,丹鳳銜書成為澄江人為之驕傲的文化名片,流布滇省。中山大學最終決定遷校于此,果然暗含某種機緣,這棵古韻悠悠的梧桐,招來了又一只遙遠南方的鳳凰,攜著藍色文明的風潮,銜來一本生動活潑的妙書,讓讀慣了那本老書的澄江人眼界為之打開,對世界生發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銘刻于心。于今追念,仍歷歷如昨。

1939年隆冬,澄江小縣城不再像往年那般冷清寂寥,澄江小巷招蒸騰著一股熱氣,一向閉塞平靜如世外桃源的澄江,開進了汽車,涌來許多穿著打扮不同的人,而且男男女女女,說說笑笑吖,彼此親密,在大街小巷招搖過市,毫無忌諱。祖祖輩輩在白云深處居住的人們,空巷而來,紛紛來看“西洋景”。解德驥老人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記得中山大學運物資的汽車開進澄江縣城的情景,一共來了8輛車,浩浩蕩蕩的開進澄江,驚動了全城,傾城圍觀。那是澄江人第一次見到汽車?!?/span>

1939130日開始至228日止,共15批從廣州出發,于3月下旬抵達澄江。沿途搬遷,琉璃顛沛,尤其是負責押運工人的教工更為艱辛。由于搬遷倉促,運輸工具缺乏,損失巨大。據不完全統計,理、工、農研究院,廣東地質所,廣東通志館未能遷移而丟失的圖書、儀器、標本、模型等即達604箱,圖書館書、雜志20多萬冊,其他設備、用具 也損失無數。

中山大學遷城后,校舍主要利用廟宇等公共建筑,各學院院址是分散的。問學院在學院內外兩處:城內有文廟、鳳麓小學男子部和女子部、玉觀樓及觀音閣5處,城外有斗母閣與翠竹庵兩處。

法學院設在澄江縣屬第二區和備樂村兩處,共用廟宇10間。理學院分散在東浦鄉、大仁莊、東山村、東龍潭等9處。

工學院在澄江城外金蓮鄉(今舊城)、梅玉村、中所鄉(今中所)、計院舍等9處,另租民房作為教授及女生宿舍。農學院在魯溪鄉(今魯溪營)玉皇閣、吉里村關圣宮、洋潦營風臺寺等處。醫學院在小西城關圣宮、三教寺、縣城南門外火龍廟、縣城南門樓、小李村下寺、城內玉觀樓、城西土主廟。師范學院在成內玉皇閣、建設局、極樂寺及北門外五靈廟共四處。

3月底止,各院系共到教職工245人(校本部人員未計在內),學生1736人。各院系部署妥當之后,于193931日開學。全校師生員工從19381019日至19392月底,經4個多月的輾轉,總算找到了一個學習環境,使中山大學在動亂戰爭中得以炫歌在續。

澄江時期的教育活動

澄江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從大城市遷到窮鄉僻壤更感不慣。學生大多數為廣東籍,華僑子弟較多。廣州陷落后,很多學生回家時家蕩毀,經多方籌措,始能來澄就讀,依靠少量戰時學生貸金度日,其困苦可想而知。學習條件因環境限制,設備非常簡陋,戰時物價高,特別是米價,經常威脅著師生員工生活。澄江時期教學,科研條件很差,各學院、系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簡進行教學與科研活動。

其中文、理學術報告稍多。工農醫等科則教學實習,考察和調查稍多。這些活動有利于師生學科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云南等地社會的了解,促進了師生與當地群眾聯系。

許多學員學術報告會、研討會是經常舉行的。學術報告由院長、系主任或邀請著名學者進行。學院每月舉行研討會,內容有學術報告、討論,也有游藝活動,在澄期間著有澄江之土壤《澄江之動物》等兩本書。文學院院長請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蒞校作報告。

中山大學在澄江辦學時,各院校分設鄉村、縣內。少數民族極多,是進行社會調查的理想環境。1939年農學院農學系組織農村經濟調查團,對澄江農業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寫出了《澄江之土壤》一書。

澄江時期的抗日救亡運動

澄江交通閉塞,文化閉塞落后。中山大學師生的到來,就熱鬧起來了。

此時=學生的文化生活頗為活躍,除各年級有集會外,還組織了許多社團,如“民風劇團”“粵聲音樂社”“青年生活社”“政治學會”等,大部分學生都參與社團活動,為國民黨統治時期其它大學所罕見。

由于滇中物價暴漲,生活日益困難。“青年生活社”為了解決師生吃飯及遷移問題,曾組織全社討論,提出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法,發動各學系學院參與。

極樂寺(醫學院及留醫部)

該社給學校的報告說:米價突漲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要求學校有關當局一律供給軍米,同時由學校辦一個消費合作社,以杜絕商人壟斷,辦好公共食堂。還提出了改善澄江衛生條件,布置讀書環境,開辟運動場,購買運動器材等建設性意見。

上述出色的活動,使“青年生活社”,成了中山大學進步社會的中堅力量,它繼承、發展了中山大學抗日救亡運動的光榮傳統,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在中山大學學生運動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山大學后來的學生運動打下了基礎。

中山大學遷離澄江

1940年初,國民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次長顧敏秀,先后到澄江視察中山大學,紛紛主張把中山大學仍遷回廣東,分住以北的韶關、梅縣和坪石。中山大學遂于1940年夏由澄江遷走。

中山大學遷走時,澄江文廟里立了一塊石碑,高約1.5米,寬約0.5米,碑文敘述了遷校經過和感謝澄江之意,是代校長許崇清撰文,另一位教授書寫的。這塊石碑,新中國成立后因改修文廟為糧倉被拆除,不知棄至何處。

中山大學在澄江辦學風雨兩載,對澄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在啟發民智、開發文化、發展交通、移風易俗等方面有口皆碑,做出了不朽貢獻。

當地村民解得驥老人還回憶,在中山大學進入澄江前,澄江縣一直通用滇幣,沒有電燈,街上的店鋪也不多,餐飲習慣吃兩餐,街上店鋪很少,更沒有飯店。中山大學進入澄江后,他們使用的都是國幣,那時1元國幣可以兌換10元滇幣。初來乍到的中大師生不知道這一行情,請一個人挑一下行李,要價3毛滇幣,一樣支付3毛國幣。那時3毛國幣可以買到5公斤大米。

19407月,中山大學奉命遷回粵北坪石。在澄江期間,中山大學與澄江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今許多前來澄江支教的中大學生,都不自覺地把澄江當作第二故鄉。

2007年開始,位于廣州的中山大學開始源源不斷地向千里之外的云南澄江委派支教隊員。年年如斯的往復看似雷同,背后卻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數十名學生跨越1000多公里來到中國這個邊陲小縣城,不僅為了實現他們的公益夢想,更為了反育數十年前澄江曾給予他們無私的接納。

20173月,玉溪市人民政府與中山大學達成合作辦醫意向,共同新建澄江縣人民醫院醫院,是續寫雙方傳統友誼,立足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彌補玉溪衛生事業發展短板,滿足人民群眾就醫需求的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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